与以往“应届生主场”的公务员录用模式不同，这批转型者大多已经历了职场搏杀、市场试错、项目失败与职业转型，他们不是“职场小白”，而是带着对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理解转入体制内的人。他们明白：风口不等人，红利已透支，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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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募洗牌、投行失速，考公潮背后展现的，是金融的寒冬。

金融人不是天生爱体制，他们只是太懂大趋势。量化私募领域的“人事地震”成为行业新常态。

2024年，靖奇投资创始人范思奇卸任并清盘产品，直言“身心俱疲”；思勰投资创始合伙人吴家麒也已退股离职，公司方面称其“多年工作已疲惫”；佳期资本实控人完成更替，鸣石投资、锐天投资等老牌量化机构也在经历核心团队调整与股权重构。

无意探讨这些公司内部的纠纷，只是想说这些现象本质上反映出一个问题：在超强内卷、回报压力、合规风险、监管收紧和整体通缩的多重交叠下，金融业的“黄金岗位”正被快速消解溢价。

一位从量化基金转岗的研究员坦言：“不是不想做，是看不到未来。”

投行能更直接感受到周期冷却的寒意。在中国内地，IPO节奏放缓、监管持续从严、项目推不动、奖金断崖式下跌，这些都让“投行梦”快速褪色。

目前已披露2024年年报的38家上市券商中，仅有6家券商的投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实现正增长，最高增幅达91%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32家上市券商平均下滑27%，最高降幅达84%。

今年4月，证监会公示的 2025 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中，287 名拟录用人员里有 28 人来自券商，其中包括保荐代表人及经纪业务从业人员等。

上海市公布的 2025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第一批拟录用名单里，12 家券商的 15 位从业者实现“上岸”，多数被分配至金融委办公室，个别则分配到民政局、文旅局等部门。

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毕竟以前金融业的薪酬，比公务员可不知道高了多少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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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金融人，开始在下班后刷起“公考课”；比起下周的净值，他们更关心行测怎么考、申论怎么写；不再幻想下一轮大牛市，而是默默等待拟录用公示。

这既是一场“逃亡”，也是一次有序的再分流。

歪打正着：金融人“上岸”，公务员系统却意外进化。

中文互联网圈曾有一个杜撰的新闻，说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过，45岁以下的人最好别当公务员。

杜撰者假借米莱的口说：

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从事公务员，公务员必须有一线管理经验，年满45周岁后才能参与社会管理职务的选拔，经验对于社会管理是宝贵的；年轻人对于社会也是宝贵的，他们应该去参与更多的事业，创造更多的财富，而不是躲进公务员花园里等待退休。而真正的适合者会用经验为公众服务，成为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而不是制造麻烦的闲人。

虽然这番话未能在阿根廷媒体上找到出处，但能在中文圈流传这么广，说明对这话背后的含义大家是非常认同的：制度岗位的高质量运行，需要历练过社会规则、商业秩序与市场竞争的人。

同样的意思用中国的古话说，就是宰相起于州部，猛将发于卒伍。

香港商人、太平绅士孙启烈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告诉记者，无论他的哪个儿子，毕业后出来工作，先得在外面打工几年，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，才能回来接班。

孙先生的原话是：

英文有句俗语，“Ruin someone else’s company before you ruin mine”，年轻人在外边“撞了一次板”，也算是拿到了一点人生经验，再失败的几率就小得多了。

当我们把公务员体系主要开放给应届生时，看似是在给青年人机会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成本：一个尚未经历复杂博弈、尚不懂得系统运转逻辑的人，被赋予行政权力，往往更可能陷入“教条化执行”与“经验性偏差”。

一个从未进入过社会、一天生意没做过、一分钱没挣过的机关体制人，却在熬资历熬成领导后可以去主导制定 “产业政策”，指导经济发展，这不是在拿公共利益开玩笑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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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金融圈“上岸潮”在无意中开启了一种“非计划性改革”——让一批懂风险、懂合规、懂博弈、懂成本核算的中青年人才流入体制。

这批人虽然起因是“躲避寒冬”，但有一丝可能，会真正改变地方部门、监管机构的执行与决策机制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公务员体系向专业化、经验化转型的一个“意外契机”。

以财政部今年拟录用的10名金融行业出身者为例，其中不乏清华硕士、基金经理、量化研究员。他们日后在财政票据监管中心、国资管理岗位甚至发改委外资管理处任职时，希望他们能带到机关的不只是学历和申论水平，还有对市场机制的理解。

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中国体制内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：公务员队伍不再只是年轻应届生的“围城”，而是逐步引入“跨周期经验者”的融合生态。

周期未必有尽，秩序终于有需。

金融考公潮谈不上“英才失路”，它是一次长周期内的自我修复，是时代背景下人群行为的再分化。对个人而言，这是一场理性的取舍；对体制而言，这是一种意外的更新。

过去我们常说：“公务员体系应吸纳更懂市场的人。”现在，这句话正在现实中慢慢成真，虽然路径未必光鲜，动因未必高尚，却正是中国式改革最擅长的方式：不是一锤定音的设计，而是被逼出来的现实感。

或许多年之后，我们会感谢这场周期下的“人才错位”，因为它在无声中完成了最难的一步：让体制真正吸收了“知道真实世界如何运转”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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